新文化运动无论是在学西方还是在对旧礼教的批判中，焦躁偏执、愤世嫉俗确实都有表现。
过去30年，城镇人口增加了4亿。[18]与邓小平同时代的叶剑英也表明，一个国家非有法律和制度不可，这种法律和制度要有稳定性、连续性，一定要有极大的权威性。
[17]这已成为自邓小平以后历届中共领导人的共识。[4]再有，尽管我国《宪法》并没有正当程序条款，但是，法院已经在许多案件中，在法律对正当程序未作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要求行政机关按照正当程序的原则办事：(1)行政机关在作出撤销或注销许可的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并听取意见。这些转变会使越来越多的人期盼并接受超越地方习惯、风俗的普遍规则。(2）立法者无法预见所有事情及其变化，行政必须面对立法的漏洞或滞后。1999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国务院连续出台《决定》、《纲要》、《意见》，都体现了这一点。
[12]该制度的实际运作，已经演化为建议＋自我纠错的模式。由于普遍抽象的原则和规则所具有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划定公共行政轨道的任务，就交付给了它们。第四，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合情、合理、合法的权利推定，从而产生新兴权利。
而且，郭道晖教授还提出了进行权利推定必须坚持的几个原则，即必须有法律根据、必须是应有且能有的权利、必须依一定的法律程序、推定必须宽严适度。倪正茂：《生命法学探析》，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一，在任何一个社会，法律权利在数量上的任何增加或者减少，以及法律权利在内涵上的任何变化，实际上都是因应社会本身的发展而在法律制度层面的一种自然反映，这从宏观上确实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性论断，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也直接地表明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提出的一个观点的正确，即：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这种情况至少包括了三种类型：一是过去的法律文本没有任何规定而新的同类法律文本在条文中非常明确地确认了的新的法律权利，这种法律权利就是所谓的新兴权利。
三、权利之新的实质标准 新兴权利的实质标准，也就是在权利的实质内容上，我国既存的法律权利类别都无法加以涵盖和纳人其中的那些内容，这些内容有些是完全崭新的，有些内容尽管本身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这些内容的适用范围或者适用条件却发生了变化，从而在变化了的适用范围或者适用条件下，这些内容也自然构成一类新兴的权利的内容。权利诉求在获得社会的高度认同并且不具有政治有害性的时候，这种诉求将通过立法意愿的表达，由国家或者社会的立法机构通过相应的立法程序，在相关的法律文本中通过具体的法律条文所表征的正式法律规范把这种权利诉求确认并固定下来，从而成为明确而肯定的法律权利。
这在当代中国乃是新兴权利产生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和途径。[英]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陈永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司景辉：《动物的权利抑或人类的义务》，吉林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这样，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我们确实都需要以我国社会现实中存在并不断地在争取存在的各式各样的新兴权利为对象，进行思想与理论意义的逻辑梳理与内涵整理。
符合上述三个条件的权利推定，就不仅保证了推定出来的权利符合一般伦理正当性的非法律权利的社会可接受性，而且也保证了其法律终极意义的合法性与现实意义的合法性，这样推定出来的权利不仅具有相当的社会认同而且具有完全的法律认同，可以直接运用于法律实践。因此，立法者常常不是通过直接设定权利，而是通过设定义务来默示它所要保障的权利的存在。他说，事实上，权利在法律文件尚未草拟、制定之前，就已经以一种潜在的原始权利的形式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如上所述，所谓‘正当性不是指行为本身这种客观事实的存在，而是指在社会成员们的心目中这种行为的性质。
第二，在现代社会，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关系的现实的重大变化，从而相应地带来了一些此前所未曾想见到的权利形式，比如，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基于冷冻精子、卵子、受精卵、胚胎以及基因所产生的各种相应的权利，以及基于克隆技术所可能产生的相关的权利。而从实质标准来看，在当代中国，所谓新兴权利，实际上所指涉的大体上是如下几种法律权利的样态。
当代中国社会这种权利话语的张扬，权利主张的扩展，权利类型的增加，以及权利实践的深化，一方面使我们的社会尽显现代社会的时代风貌，高扬现代法治的核心价值理念，表征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初步成就。法律权利与‘道德权利、‘习俗权利，国内法的权利与国际法的权利等‘权利形式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
郭晓飞：《中国法视野下的同性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版。……第六，尽管法律权利所指称的行为在被做的情况下，通常都和某种利益有着某种形态的联系，但是，法律权利不是利益，或者说，法律权利不等于利益。虽然它与媒体当前所提倡的十秒钟广播讲话的节目规格完美结合，但却严重限制了进行对话的机会，而这正是一种有序的自由体制最终赖以存在的基石。在一般情况下，这是任何新兴权利产生的常规方式和途径，在当代中国，这也是新兴权利得以产生的主导性的方式和途径。比如有关基于买卖股票等证券和各种期货而相应地取得的系列法律权利，我国购买基金者作为某种基金的持有者所享有的权利，以及我国现行《合同法》第286条所规定的承包方的优先受偿权，就属于这种类型的新兴权利。而更为准确的描述大概可以是这样的：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我国公民真实的法律生活与法律实践就是不断地遭遇、了解、熟悉和实践由新到旧的一个又一个法律权利的三十年。
[1]（前言P1)无独有偶，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都取得异常迅猛的发展，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反映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上就是，我国社会不仅在权利的法律制度确认和制度保障方面进步明显，而且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与权利观念也大大地得到加强，这从我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维权诉讼中就可得到生动的印证。另外，新兴权利的这种产生方式和途径还适用于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通过正式的立法在相应的法律文本的具体条文中，把包括习惯权利在内的各种有使之成为法律权利的强烈社会需求的那些非法律权利，转化为正式法律文本明确规定的法律权利，从而成为新兴权利。
二是三十年来我国法律权利的数量急速地增长以及制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在上面的例子中，双方都有合法的要求，对价值观念或原则并没有冲突。
高利红：《动物的法律地位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9](P130)他具体列举了主要的几种权利推定的方式，这就是，（一）由权利推定权利，这是推定应有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是由某一个或某些法定的明示权利，作为基础权利或前提权利，推演出其他有关的默示权利。
但是，任何事物都必然具有正反两面，权利自然也不例外。我所谓的新兴权利及其边界范围，是由如下的一些要件来共同予以确定和限定的：第一，所谓新兴权利，特指中国社会所存在的权利的各种新现象与新样态，而这些所谓的权利的新现象与新样态在别的社会中很可能早就存在。[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M]．信春鹰，吴玉章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17][美]弗里德曼．法律制度[M]．李琼英，林欣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18]张恒山．法理要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9]郭道晖．法理学精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进入 姚建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兴权利 形式标准 实质标准 权利发展 。也只有社会中客观地存在着基于主体为获得、保有或者处置一定的利益而进行的权利竞争和权利斗争，才有可能在法律制度的意义上将相应的权利诉求转化为真实的法律权利。
因此，从个别性的新兴权利出发来探究作为复合性的整体类型的新兴权利的共同属性与特征，探究其与旧有法律权利的差异与相通，总结其产生的动因与具体的方式和途径，确实意义重大。第一，纯粹的新兴权利。
比如，作为我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国务院通过发布某某年的何种国债的《国债条例》而发行国债，凡是该国债的购买者就当然地享有到期收回本金并获得法定利息的权利，这种权利就属于此处所说的境遇性新兴权利。第四，所谓新兴权利，首先包含了已经获得法律意义的那些权利的新现象与新样态，也就是已经得到法律意义上的制度化的权利形式，即法律权利，比如：地役权，股东知情权，股东对于股东大会决议的撤销权，股东派生诉讼提起权等等。
我们这个世界的权利问题正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赵合俊：《作为人权的性权利—一种人类自由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
李拥军：《性权利研究》，吉林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比如，我国相关法律实践所确认的对死者名誉权的保护（通过对生者名誉权的保护而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对胎儿继承权的保护，以及进一步的比如妈妈在怀孕期间受到击打等伤害而致使胎儿在出生时就明显地表现出受到了伤害例如残疾，从而所享有的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等等，就属于这种情形。在这里，我必须加以说明的是，所谓法律关系客体或者权利客体，实际上都是一致且统一的，那就是利益，尽管这个利益确实也是分成不同的类型，但在现实生活中，利益本身又一定是有相应的物质承载者的，也就是客体物。但另一方面，权利话语的滥觞，权利主张的乖戾，权利实践的非理性张扬，确实也存在着使权利庸俗化的极大可能，从而使权利本身也自我蒙羞。
就形式标准而言，在当代中国，所谓新兴权利，大体上主要是指如下两种意义上的所谓新的权利：第一，以时间为标准，在中国既定的法律制度中，凡是过去在中国的法律文本中没有明确规定的法律权利而在新的法律文本中明确规定或者隐含地包含着的法律权利，就是所谓的新兴权利。……第七，法律权利的真正作用、真正目的指向是对权利主体以外的他人的行为的禁止、约束。
各方在辩护中都坚持他的要求是正确的，对方的要求是错误的，对方对事实或规则有错误看法。这种意义可能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新兴权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在事实上引领着旧有的法律权利在观念和制度方面实现更新，从而逐渐实现法律权利在整体上的发展。
但在当代中国，正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才逐渐建立起与证券和期货买卖直接相关的各种法律制度，因此，基于购买股票和期货而产生的一系列相应的权利在当代中国当然就属于我们所称谓的新兴权利。周汉华主编：《域外个人数据保护法汇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